移工齊聲控訴PTTM成為合法剝削工具，籲廢除工作年限

【新聞稿】 移工齊聲控訴PTTM成為合法剝削工具，籲廢除工作年限 12月7日一起上街爭取權利

由SBIPT主辦的研討會，於11月16日下午在台北登場。主持人SBIPT理事長Bu Fajar 開場點明這場研討會的核心，是「無條件廢除台灣移工工作年限限制」，也為即將在12月7日發起的遊行暖身：如果制度本身就是用來限縮人，把人當一次性零件，那就必須聯合起來動手把制度改掉。

第一位發言人、來自家務看護產業的SBIPT代表Ribut，從在台工作的經驗出發，指出家庭幫傭與看護工至今仍被排除在《勞動基準法》之外，沒有加班、休假與年假的保障，只能被要求「24小時待命」，一邊照顧失能長者，一邊還得負責做飯、打掃等家務，工作內容被無限外擴。她強調，家務移工被關在私人住宅裡，沒有勞動法保障，也沒有外界監督，於是暴力、性騷擾、單方面解雇、拖延就醫等情況屢見不鮮。她進一步批評，現行14年工作年限綁PTTM制度（所謂中階技術人力），不但程序昂貴、證照市場充滿黑箱與假證照，還讓仲介合法收取高額費用；所謂的NT證書與PTTM，實際結果是「讓工人更便宜、更好控制」，休假照樣沒保障，雇主可以用PTTM名義壓低工人要求，權力完全傾向雇主與仲介，而不是保護護理與家政工作者。

第二位發言人、來自製造業工會SEBIMA的Ignas，則從正式部門移工的角度提出尖銳問題：「PTTM計畫到底是為誰設計的？」他說，多數移工想留下，原因很簡單：一是經濟—家鄉找不到像樣工作、創業困難；二是社會—在台灣工作6到12年，早已在此建立社群、人際與生活，回去反而無法再適應當地。他分享身邊朋友的案例：在工廠工作多年、技術純熟，與雇主詢問PTTM卻遭拒絕，連理由都得不到，只能被迫尋找其他「高價密集訓練班」，從技術工人一夕被轉成照顧失能長者的看護，語言不熟、照護風險極高，只是因為這是少數能繼續留台的通道。Ignas直言，為了僅僅「留在台灣」，有人願意接受薪資不調高、甚至降價，現行制度逼移工「壓低自己的價值」來換取生存資格；而PTTM整套流程動輒要價六十萬印尼盾以上，語言課程、證照輔導、各類費用疊加起來，讓本來就被壓低的薪資再度被剝走一層皮。

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楊雅雯助研究員，則從制度與法律的高度做出冷靜、但相當尖銳的分析。她指出，台灣的「暫時性移工制度」是在尚未真正民主化的威權年代設計，其核心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保障人權，而是明白寫在政策裡的：「不得變相成為移民」、「只能補充、不與本國勞工競爭」。所謂「暫時性」，在現實上根本不是暫時：引進制度已經延續三十多年，只是把移工的人生切割成一段一段可以丟棄的合約。她回顧從一聘一年、最多兩年，到一聘二年、再到九年、十二年、十四年的一連串修法，強調這些延長幾乎都不是出自移工的政治力量，而是雇主端為了減少訓練成本、避免人力空窗的要求。她點出關鍵：台灣本來的《勞動基準法》精神，是所有勞工原則上應採用「不定期契約」，只有在特例情況下才准用定期契約；但在移工制度中，卻是預設所有移工都只能用定期契約，還把居留權綁死在合約上，讓「不自由離職」成為常態。楊雅雯直言，這樣的設計，結合高額仲介費與限制自由轉換雇主，「完全符合」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對強迫勞動的定義，本質上是一套由國家法律背書的強迫勞動機制。同時，工作年限的上限加上定期契約，刻意把移工擋在退休金、勞退新制、長期居留與入籍門外，讓台灣只享用「最精華的勞動歲月」，所有養成成本留給輸出國與家庭，老年風險再整包丟回去。

來自國際移工聯盟（IMA）的主席 Eni Lestari，則把眼光拉到全球尺度。她指出，2025年全球國際移民人數已達三億零四百萬，三十五年內幾乎翻倍，其中約一億六千八百萬人，都是像在台灣、香港、日本、馬來西亞等地一樣，以短期合約被引進的「臨時勞工」。她分析，移民人數狂飆並不是偶然，而是全球貧富差距、戰爭衝突與氣候危機交疊的結果：有人因為被迫貧窮、不被允許受教育而被推向移工路線，有人因戰爭、種族清洗和氣候災難，必須不擇手段逃離家園。Eni 直言，這些制度背後是新自由主義邏輯：把最大化利潤當成唯一目標，把人當成可以無限替換的勞動零件。移工被包裝成「出國當移工、回國變老闆」的成功故事，但現實是：匯款遠遠超過外資與國際援助，支撐了原籍國的地方經濟與政府財政，卻被官方宣傳掩蓋。她引用國際勞工組織第181號公約強調，招募與安置的所有費用，理應由雇主承擔，任何把費用直接或間接轉嫁給勞工的做法都違反國際標準；然而，在台灣與印尼之間，移工卻被迫一次又一次為簽證費、機票、證照、訓練、仲介費買單。Eni 同時介紹IMA的工作：把移工自己送進聯合國與各國政府談判場域，堅持「移民要以自己的名義發聲」，並呼籲台灣與印尼的工會、社區團體與移工組織建立更深的跨國團結。

曾任台灣國際移工協會（TIWA）理事長、現擔任研究員的陳素香（Mami Susan），則從台灣移工制度的歷史沿革切入，拆解年限設計如何成為控制工具。她回顧從最早的「一年＋延長一年」、到「二加一」、再到「二加一加二加一」湊出六年，直到後來的「三加三加三加三」與看護工再加二。她指出，「加一」這種設計不是技術細節，而是赤裸裸的威嚇機制：雇主可以用「下次不幫你加一」來壓制任何試圖爭取權益的工人，讓工人寧願吞下超時、不休假、被罰款，也要撐到把年限做滿。這樣的制度，本來就是要讓勞工在整個合約週期內不敢吭聲。Susan 更進一步指出，台灣在跨國勞動體系裡，占了大便宜：移工從出生、受教育到長大能工作，所有成本都是由印尼政府與家庭負擔；台灣沒付一分「養成成本」，卻可以直接使用這批成熟勞動力。等到12年、14年過去，移工年紀老了、身體壞了，台灣也不用承擔養老責任，只要把人丟回原籍國即可。她批評，這套制度刻意把移工排除在國籍法、長期居留、勞退新制與《勞基法》退休金之外，讓移工永遠卡在「做了一輩子，也領不到正常退休保障」的地位。她不諱言地說，從綁雇主、年限上限到高額仲介費，整套制度「具備人口販運的所有指標」，本質上就是國家主導的奴工制度。她也回顧自2003年以來，一路從「移工人權遊行」、「反奴工制度」、「廢除三年出國一天」到近年聚焦家庭看護工休假與廢除年限，每一小步都是工會與移工集體上街爭取來的。這一次，他們要把矛頭直接指向「工作年限上限」，要求徹底廢除。

面對現場連串具體指控與制度分析，勞動部跨國勞動管理組胡組長的回應，卻刻意迴避了關鍵問題。胡組長重申「移工留才久用方案」與PTTM中階技術人力的成效，強調已有5.7萬名移工轉為中階人力，其中家庭看護工比例高達58%，並宣稱中階人力可銜接技術移民制度，是「給移工向上流動的機會」。他一再把仲介超收費用問題，縮減成個案性違法行為，強調只要撥打1955專線檢舉，勞動部會依超收金額10至20倍裁罰。在被問到「為什麼不能無條件廢除藍領移工工作年限上限」時，他的回答卻是：「年限取消不一定對移工有利」，並把問題導向「如何讓資深移工銜接技術移民」，避而不談定期契約、自由轉換雇主與仲介制度本身的結構問題。

從SBIPT與在場工會、NGO的角度來看，這樣的回應，顯然沒有正面面對質疑。PTTM被包裝成「升級」「留才」，實際上卻是附帶更高門檻、更昂貴證照與語言要求的新剝削通道；「超收就檢舉」的說法，看似嚴格，卻把早已系統化的高額費用問題，假裝成少數壞仲介的行為，完全沒有碰觸——為何轉換僱主仍被綁在仲介手裡？為何移工不能自行申請來台與轉職？為何定期契約與年限上限可以直接違反本國《勞基法》精神？在整場座談裡，勞動部沒有提出任何廢除年限的時間表，也沒有回應「取消定期契約、保障自由轉換雇主」這兩個真正能拆除強迫勞動風險的核心訴求，只是不斷加碼各種「升級方案」與宣導管道，讓強迫勞動的外觀更好看而已。

印尼在台辦事處 KDEI 的代表 Kadir 以「尊重台灣政策、保持中立」作為立場來回應。SBIPT與在場團體也清楚指出，僅僅維持「中立」是不夠的。台灣是印尼移工最大的目的地之一，印尼政府不能永遠以「那是台灣的法律，我們尊重」為由，把移工被限年限、被高額仲介費壓榨的現實當作他國家務。KDEI掌握談判席位，理應在雙邊工作小組與技術會議上，明確把「廢除工作年限上限」、「全面禁止向移工收費」列入政治議程，並在資訊透明與實際執行上，真正站在勞工這一邊，而不是只充當「登記與發證窗口」。對KDEI，這場座談既是提醒，也是期待與催促。

座談最後，在Bu Fajar 的帶領下，現場再次回到最核心的共同訴求：無條件廢除台灣移工工作年限上限，終止以「暫時性」為名、實質長期剝削的假裝。此外，我們還應終結雇主與仲介主導的中階技術人力制度，落實「雇主付費、工人零付費」的國際公平聘僱原則，讓移工能自由轉換雇主，不再被仲介壟斷；讓移工享有與本地勞工相同的勞動與退休權利，不再被排除在國籍、長期居留與退休制度之外。這是最基本的平等。

12月7日中午，邀請所有在台移工、台灣勞工與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，一起在勞動部門口集合，上街遊行，要求勞動部與立法院正面回應——廢除移工工作年限、拆掉強迫勞動的制度地基，才是對這片土地上所有勞動者最起碼的尊重。